“一个精英要带动五六个非精英人士进行服务，这就是一个城市人口的基本结构，积分制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希望通过稳步有序的方式解决外来人口落户的问题，但是这个稳步有序不能被当做一种限制条件，如果没有力度，那么积分制还是横亘在本地和外来人口之间的鸿沟。”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财经网阐述了几个中国城镇化研究进程中被忽略和理解存在偏差的问题。

    他强调，要擅用积分制度，不能让其沦为增加落户限制条件的利器，应利用积分制度招贤纳士、调整城市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城市对外来人口和服务业人员的容忍度，这种容忍度增加了，就能增加就业机会。

    他认为，长期来看，随着资本和技术的提高，中国面临的是劳动力过剩而非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短缺问题，不仅制造业有人口红利，服务业更是可以吸纳和创造新的人口红利、调整城市人口结构，从而为经济结构的健康转型奠定基础。

    “我们服务业人口不足，服务业比重仅跟工业差不多，超工业一点点，但是城镇化率都53%了，从世界规律来讲，城镇化率发展到60%-70%的时候，服务业就业比重会大大超过工业就业，可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模式摊子过大，资源配置效率过低，成本过高，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在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注意城市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特别要注重提高城市发展容忍度，增加更多地服务业就业空间，这个对中国来讲至关重要。”他表示。

     不能让积分制成落户门坎 应用其改善人口结构

     财经网：一些城市户改想推行积分落户的政策，您对此怎么看？什么样的城市适合推行积分户改？

    李铁：户改要重视中国的国情，不能一次性全部放开，很多城市都受不了。深圳的外来人口占城市人口的四倍，如果一下子全部放开，城市的治理和管理能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像深圳这种城市很多，北京外来人口800多万，上海900多万，这么多城市如果一次性放开肯定不现实，所以中央提出要稳步推进、循序渐进。

    在城镇化发展规划的规定期间内来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某一个具体城市恐怕有自己特殊的政策，到底积分政策是有力推进了户改呢还是增加了限制性措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很多城市制定的标准过于苛刻，积分制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希望通过稳步有序的方式解决外来人口落户的问题，但是这个稳步有序不能当做一种限制条件。比如深圳1200百多万外来人口，如果本地人才不到300万，一年只解决万八千个，那中央提出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在实行积分制度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实际条件，又要提供比较大的空间。举个例子，有些人的户口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比如在城市里生活了十几年的人，这说明城市对他的就业岗位有长期的需求，让这些人积分落户，实际上是延缓他的落户年限，像香港规定七年就业期，不分工种一次性解决长期居留。所以所谓的有序也要有力度，没有力度，那么积分制还是横亘在本地和外来人口之间的鸿沟，所以无论积分制的条件设置得再好，一定要有利于在城市就业的人口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去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水平。

    有20%左右的在城市长期居住的人，比如开饭馆的等服务人员，这些人没有必要给他设置苛刻的条件，再比如说为什么城市里找不到好的保姆？保姆是流动性很强的行业，但是保姆的专业性又很强，可是因为保姆到了20多岁就要结婚啦，她没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提高技能上，所以就会有一种短期行为，就导致家政服务的从业人员短缺、素质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既然我们清楚缺乏这些就业岗位，为什么不通过户籍政策来增加呢？这样可以使他们有长期的就业预期，就会提高自己技能，这样需求的问题、技能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我们很多管理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这不仅表现在排斥外来人口上，对城市人口的结构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分析，总认为我是精英，所以把积分都落在精英上，其实一个精英要带动五六个非精英人士进行服务的，这就是一个城市人口的基本结构。可是我们只考虑精英的进入，忘记了服务人员的跟进，这种结构的偏差一定会需要人来继续补充，大量的短期行为会使服务水平严重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流动人口，由于就业的短期性，技能得不到提高，使我们在专业技术服务人员方面出现了大量短缺，使我们城市的软环境和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我去日本就看到，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在工作，但他就是从事服务业，这种服务业技能提高是经过几十年的，在国外很多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在考虑人口结构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些需求，你让他变成城市的一份子，就能改善城市软环境和城市质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谓的积分制不能成为一个坎，而应该是一个过渡，应该是利用积分制改善城市人口结构，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市场化服务的水平。这是核心。

    高住宅用地价弥补低工业用地价可能导致某些城市崩盘

     财经网：在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绩情况下，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工业用地价格偏低，以高住宅用地价格弥补，对此您怎么看？

    李铁：这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发展规律，城市有税收来保证预算开支，税收靠不断引进工业企业来提高自己的需求，因为我们各个城市都在招商引资，谁争取到的企业多就意味着招商引资的力度强。因为这种竞争，所有城市都在压低招商引资的成本，土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很多企业家都把中国增长的条件集中在人口红利，但是却忽视了另一个条件，就是土地价格，这个土地价格之低，市场能调动资源的能力之强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恰恰被很多经济学家忽视。土地价格低取决于哪方面呢，第一就是政府原来可以低价征用土地就可以低价给一些企业。现在大量闲置的工业工地都是当年低地价搞来的。新的用地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补偿成本和土地创业成本，还有招商引资长期的税收可能形成吻合，但是忘了后面还有一个基础设施成本，这些价格一定要通过别的方式来补偿，不能通过政府的税收补偿。所以只能通过卖地，去换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这就是中国几乎所有城市正在实行的一种开发模式。所以这边招商那边卖地，就继续加大了城市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城市的能力就在下降，击鼓传花到某一天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地产就要崩溃，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来购买高档地产。因为行政区域的大小、收入水平高低、辐射范围都决定了购房人群。当购房人群饱和，地产发展一定要崩盘。在这种模式下，一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就一定会出现购买力严重不足。这种房地产的崩盘，意味着再去保以前的税收和招商引资方式的能力无可为继，而且也没有能力继续承担成本。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出现了楼房不是价格卖得高，而是烂尾卖不出去的现象开始出现，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而这为未来的城市政府维持财政运转带来严重的负担，但是目前这个趋势没有得到遏制，还在继续蔓延。

    长期看中国或将面临劳动力过剩 而非劳动力不足

    财经网：中国城镇化大发展得力于人口红利，而目前的工资成本正大幅飙升，此外中国还面临快速地老龄化，这是否会导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引擎逐渐失去动力？

    李铁：城镇化还有机会，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过程中，最后一定通过资本和技术来推动发展，我最近去了佛山顺德，一个企业从国外进口了5000个机器，平均一个机器可以抵3-4个劳动力，当机器、资本技术在替代劳动力的时候，恐怕长期来讲我们不是面临劳动力不足，是劳动力过剩，这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的，这严重忽视了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基本经济规律。

    很多人认为劳动力人口不足了，还要继续去增长人口，但是忘了在使用高资本、高技术不停地替代劳动力。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还会长期存在，而不是消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第二我们服务业人口不足，服务业比重仅仅跟工业差不多，超工业一点点，但是城镇化率都53%了，世界规律来讲城镇化率发展到60%-70%的时候，服务业就业比重会大大超过工业就业，可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模式由于摊子过大，资源配置效率过低，成本过高，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成本也很高，很多城市起来了，但是空城鬼城，意味着服务业基本没有。在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注意城市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特别要注重提出什么样的城市发展容忍度能增加更多的服务业就业空间，这个对中国来讲至关重要。不是说我们人口红利在丧失，而是就业空间可能会更为广泛，工业企业的成本是在上升，可以通过资本和技术来替代，但服务业的成本，当你提供更多服务业就业机会的时候会下降。如果有大量的服务业人员跟进的话，一定会稀释这个短缺现象，我们不能只看到工业的人口红利，还要看到服务业还有更庞大的的人口红利在后面等着，但是我们需要城市的发展和转型，发展的模式要调整，要提高城市资源配置的效率，然后降低服务业发展成本。

    如果从宏观上研究产业结构，在出现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虽然短期一些地方出现劳动力短缺，但事实上长期来讲，13.4亿人口，劳动力过剩将来还会更突出。因为农业吸纳人口是有限的，我们农业人均才占有一亩多地。如果我们农村的人实现规模经营的话，户均十亩地、二十亩地、三十亩地的时候，农村还有大批人口会过剩，如果我们要是想把现代的要素施加进去实现小型农机化，规模化经营会替代出无数劳动力来，我们怎么能说农村的人口不足了，劳动力不足了，这是不可能的。

    已有的制度因素是发挥了积极因素，但是空间上我们不能停留在城市的大中小之分，要遵循市场规律，哪个城市能更多吸纳人口，我们就要更多地给它创造条件，而不是说硬性的、从行政主导的主观角度说哪个城市不能发展，哪个城市能发展，其实我们控制大城市人口已经控制很多年，一直没有挡得住，但小城市发展从来没有给过任何资源，但一些镇也在发展。所以如何尊重市场规律，如何尊重不同规模城市的空间发展规律，怎么样来发挥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来强化市场的引导作用，这恐怕是我们推进改革要重点考虑的。

（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