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自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回荡着破冰冲浪的震响，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使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站在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点上，回首来路，检视当下，瞻望未来，令人思绪万千，心潮澎湃。一个栉风沐雨、破冰融雪的四十年；一个开拓奋进、创新超越的四十年。

    回首来路，走出四种发展关系的陷阱

    所谓的四种发展关系即指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所谓这四种发展关系的陷阱，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走入误区，不正确地处理四种关系，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逐步冲破禁锢，不断开拓探索，跳出这四个陷阱的过程。

    首先看人与人的关系。过去我们奉行的是“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见人就批，不仅要用阶级斗争眼光审视一切，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想方设法“斗别人”，也“斗自己”，不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找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形成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和谐相处的主旋律，全社会终于摒弃人人自危的斗争哲学，达成以人为本的共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以充分迸发，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

    其次看人与物的关系。在极左思潮泛滥的背景下，人人以穷为荣，当时普遍存在的夸张现象是买了新衣服要打个补丁才好意思穿出来，不然穿得漂亮就会被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在那个时代，生活上以“穿得破、形象糟”为光荣，把追求物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毒瘤， 一个叫得震天响的口号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抛弃那种“左”得发紫的观念，开始以合法致富为荣，清醒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追求物质财富，没有物质基础，一切都是空谈。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2.8倍，其中农村居民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2017 年的13432元，增长上百倍。

    第三看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讲的是人定胜天，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比如当年的人造梯田、围湖造田、开发草原种粮食等等。很多违反生态规律的人为行动给大自然造成了极大破坏，而最终我们又因为这些刻意“改造”受到大自然惩罚。今天，我们已经在一个个惨痛教训中得出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结论，4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深刻说明：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人只能认识自然、顺应规律，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这也正是我国传统文化里提倡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观点的体现。在发展的过程中，长久地秉承、实践如此理念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规律只能认识，违背规律是肯定要埋下隐患，受到惩罚的。目前，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绿色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正在深入人心。

    第四看人与社会的关系。过去，在农村只有一个组织，叫生产队，而在城里这一组织就是工作单位，除此之外不允许有其他社会组织，人与人之间想在政治关系之外建立其他社会关系，渠道几乎为零。今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市场变化和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终于认识到要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该市场的给市场，该社会的给社会，政府不可包打天下。社会组织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粘合剂，特别是在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强的背景下，如果不搞好合作，个人单打独斗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价值链中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少。今天的社会组织发展越来越快，整个体系也越来越发达，而社会合作的深度与效率在合作组织的承托下也逐步得到加强和提高。比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就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促进人与社会关系发展的经验结晶。

从见人就批到以人为本，从以穷为荣到合法致富光荣，从改造自然到道法自然，从没有结社到培育组织，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实质上就是逐步走出这四种发展关系陷阱的过程。

    检视当下，中国功夫与多类疾患并存

    40年改革开放，各领域、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区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仅科技成果方面，我国练就了七大中国功夫，有些可称为独门绝技。这七大功夫可概括为路桥港、车洞网、核电厂。

    路指的是高速铁路，全长3万多公里，为世界第一，高速公路全长10多万公里，也是世界第一，修路技术、建设水平也是名列世界前茅。中国是桥梁大国，目前我国公路桥梁数量已超过80万座，铁路桥梁总数已超过20万座，成为世界第一桥梁大国。且每年还以一万多座的速度在增加，建桥技术世界一流，已经创造出无数世界纪录，仅宜宾以下的长江干流上，长江大桥总量就达135座。桥梁已成为中国建造的亮丽名片。港是指港口吞吐量及现代化水平，我国水路货物运输量和港口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2017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40.07亿吨， 比上年增长6.1%，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40.93亿吨，比上年增长6.3%。车是指高铁列车，造车技术和列车数量都是世界第一。关于洞，我国的山洞地洞隧道挖掘与发展也是世界第一，挖洞水平、长度都是世界领先。我们在深钻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蓝鲸一号”是世界上最大半潜式海上钻井平台，最大钻井深度可达到15240米，世界第一。网是指互联网，我们的用户数量、普及率都是世界第一，互联网技术应用创新非常活跃，比如电商的繁荣发展、共享单车、网上支付的应用等等。我国发电技术领先，我国电力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一位，电力技术在核电、大容量火电、高电压等级输变电等方面也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家电网已经走向了海外市场，特别是闯入发达国家市场， 我们拥有的核电技术、核电设施、核电管理已成出口主打产品。

    与成就相对应，在发展中我们也患上了一些中国疾病。

    第一，中国制造业患的是“先天性‘芯’脏病”。有研究认为， 我国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50%，高端产品开发70%的技术要靠引进，重要的零部件有80%需要进口，一些关键的芯片甚至100%依赖进口。在芯片核心技术上，我们是短板，例如：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3200亿美元，其中54%的芯片被出口到中国，而国产芯片市场份额只占10%；中国每年耗费2000多亿美元用于芯片进口， 进口依赖度甚至超过石油；中国一年制造11.8亿部手机，3.5亿台计算机，1.3亿台彩电，均为世界第一， 但内嵌其中的高端芯片专利费使我们沦为国际厂商的打工仔。除此之外，中国制造在大设备、大机器等很多核心技术上都还有欠缺。

    第二，中国服务业患的是“残疾症”，功能不全，许多现代化功能跟不上。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开放度低有关。比如，中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长期以来是具有完全垄断特征的市场，金融服务由国家银行垄断， 电信服务由国家电信垄断。由此造成这些领域的服务质量差、经济效率低。总体来说，服务业表现为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的态势。虽然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42703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1.6%，超过第二产业11.1个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但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我国服务业不仅低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低于俄罗斯。我国服务业的结构层次也明显偏低，使得服务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比如：传统服务业比重过高，生产性、流通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部分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服务供给严重依赖进口，部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还不适应居民高质量、多样化、便利化的需求。

    第三，中国城市患的是“体制病”，与农村相比长期以来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城市优先发展首先依靠的是长期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拿走价格极低的农产品、劳动力和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也享有极大优势。此外，人才与资金等资源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又再次拉大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要素的虹吸效应加深， 城乡要素“剪刀差”问题依旧比较严重。这些二元制度带来的体制病使城市发展产生了依赖惯性。很多城市还患了“奢华病”，争先恐后地炫富，不是自己的财富消费起来就大手大脚，跟风式、攀比性地兴建大广场、大学城、大剧院、大马路，建筑极尽奢华。许多城市还患有“功能病”，中国城市化在历史上有三次浪潮。第一次在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为军事政治服务，第二次发生在宋代，主要功能是作为商贸中心在发挥经济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是第三次城市化浪潮，这次的主要功能是创造便捷、丰富、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反而影响了城市生活的舒适度。

第四，中国农村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持续性大出血，患的是“综合性疑难杂症”。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使城乡二元体制自1958年至今存在了整整六十年，六十年间， 城市和农村成为各自封闭的两大板块，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优先发展城市的宏观战略定位，使乡村没有喘息之机发展自身。有资料显示，计划经济时代， 我国工业原值的90%以上来自农业农村的积累，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靠的就是汲取农业的剩余，从而导致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的头号问题。改革开放40年里，中央为三农问题整整发了20个一号文件，这么多的一号文件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一号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城乡两大领域和市场逐渐加强互动，但问题依旧很多，比如农民社保与市民社保无法短期实现并轨，农村大量的资金、劳动力流向城市等等，诸多农业农民农村的利益被侵蚀。尽管国家反复倡导返乡创业、工商资本下乡，但事实上促进农村加速发展的资源与要素依旧非常匮乏，农民收入低、农村人才少、农业投资回报率低等等多种现象与特征相互交织，给农业产业升级、农村进步和农民发展带来很多障碍。

    瞻望未来，重构特色， 创新赶超

    第一，中国经济需要做亮三张名片。

    一是升级第一张名片， 由“ 中国制造” 走向“ 中国智造”。中国制造在很大程度上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劳动力和资源而不是智慧和脑力， 只是产品的批量生产， 缺少自主品牌。当今中国被誉为“ 世界工厂” ， 但是与昔日“世界工厂”相比， 我们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仍有相当大的差距。Made in China长期以来似乎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比例很低， 诸多行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而作为前“世界工厂”的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却仅占5% 左右。很多无自主品牌、无自主设计、无核心技术的“三无”中资企业，仅靠代工生产来赚取微薄的利润。此外， 我们今天既要瞻“ 前” 还要顾“ 后” 。前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技术鸿沟，“ 后”有印度、墨西哥、东南亚及东欧等地的成本追兵。所以， 我们必须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实现由“ 中国制造” 到“ 中国智造” 的升级。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全面提升现代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是升级的当务之急。同时，加大建设创新型国家力度。当前，国家出台了多种措施扶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和高校在不同领域的优势，构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应以更有力度的政策，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更多地参与国际前沿、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基础研究， 政府应做好搭建平台工作， 让企业家、科学家和银行以及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加强联系， 使产学研、企业、民间资金、科学成果能及时、有效地结合起来， 从而加快实现从“ 中国制造” 到“ 中国智造” 的升级。

    二是打造第二张名片， 由中国产品走向中国服务。制造业是硬实力， 而服务业则是软实力， 是对外开放的重头戏。打造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高地， 展现中国服务的新理念、新措施、新体验、新效果是打造中国服务名片的新课题。例如：鼓励商业银行在商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创新适应贸易服务特点的境外金融服务；深入改革通关监管制度和模式，为服务贸易提供通关便利；提升移动支付、消费服务等方面便利化水平；鼓励扩大服务出口，大力发展入境游等。总之，做好与全球服务接轨这篇大文章，是擦亮中国服务这张名片的关键着力点。建设能级强大的服务业中心城市，打造具有金融、贸易、科技创新、商务服务枢纽和文化交流门户等综合服务或专业化服务功能的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 以此提高我国服务业集聚度和整体提升我国在世界服务网络中的引领能力， 应是“ 中国服务” 品牌走出国门、冲向世界的培养基。具体而言，应以提升生产率水平为重心，大力推动流通方式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 增强流通综合服务功能， 促进流通性服务业发展稳中提质；应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努力向中高端延伸，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顺应居民消费需求变化，更好地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形式服务消费的便利性和个性化要求，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增进服务体验，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不断发掘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服务的新功能， 增强现代新型服务业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尤其在“ 三农” 领域， 2 . 3 亿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如何衔接， 建立高水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必须做好的大文章。

    三是转型第三张名片， 由“ 世界工厂” 走向“ 世界市场”。我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 更应成为国际商贸中心。2 0 1 3 年，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当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统计数据，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21万亿美元，进口额1.95万亿美元。在2016年，美国以204亿美元的优势，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14.2%，扭转了此前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去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幅创六年新高， 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虽然我们已经多年被称为“世界工厂”，但非常需要通过提高外贸发展的质量，把高技术、高品质和高附加值的外贸产品比重提高，市场的份额增加。就2 0 1 7 年而言， 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30%左右， 这说明我国外贸正在向高质量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国内消费市场需求应是我们最大的战略储备。买世界的，卖世界的，让中国成为世界市场，优势突出，基础雄厚。

    第二，中国城乡需要重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是真正做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在制度建设上首先发力，构建要素交换上优先满足农业农村的制度体系，推动工业资本积累和国民收入分配优先向农业农村倾斜。目前，每年约有2.8亿农民工进入城市，有400多万亩耕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农村优质资源流失严重，需要在节约集约利用的基础上，优先保证农业现代化发展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优先，保证农业产业用水用电用地需求。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应该建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农民分配比例， 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二是高度关注农村人才问题，要全面建立吸引人才返乡下乡就业创业的激励政策体系。三是不能唯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谈农村， 必须在开放中注入发展活力，拓展发展空间。要顺应国家开放发展的大趋势，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着力塑造农业对外开放新优势，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农业转型升级；要积极引入和充分利用城市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增强发展后劲。四是随着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向农村优先发展转变，要把农业农村继续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形成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此外，还要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等等。总而言之，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我们追求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然是惠及广大农民的发展，要顺应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并轨、标准逐步统一，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全方位缩小城乡差距，让广大农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第三， 中国科技需要由“跟跑”走向“跟跑”“并跑”“领跑”。比如我国在互联网方面的某些技术与创新已经可以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中国的科技创新由过去的“跟跑”为主，已经逐步转向更多领域中“并跑”、甚至“领跑”，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引领世界潮流。对于“领跑”的领域，要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在“并跑”领域，要找到突破点，加速形成领先优势；在“跟跑”领域，要实施非对称战略，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努力弯道超车。尤其需要夯实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基础，加快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学基础的关键技术系统集成研发，使研发成果尽快能够进入开放平台。此外，还要加快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到产业发展中，应用到社会生活各方面， 着力尽早解决人们所关心的安全问题、健康问题、环保问题等。

    第四，中国路径需要由浪费资源、恶化环境走向保护环境绿色、发展。19世纪，英国用工业革命方式教会世界如何生产，机械化带来生产飞速发展，英国在世界居于首位。20世纪，美国以消费拉动生产的新理念和建设购物中心的新路径等教会世界如何消费， 并因此奠定世界领先地位。在2 1 世纪， 中国要想走在世界前列， 需要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发展， 如何走绿色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从这一整体布局出发， 2 0 1 5 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着重将绿色发展理念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论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总书记强调，“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应充分利用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更好的条件。“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树立，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许， 展现了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共赢观。全球性生态危机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识。我国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做好自身绿色化发展的同时，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形成。

    第五，中国地位需要由参与发展走向引领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过去我们一直是看着世界转，跟在别人后面发展，是被动的，而今天正逐渐走向主动引领性发展。2 0 1 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本次峰会是迄今为止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主场外交活动， 非方成员全部出席， 其中有4 0 位国家元首， 超过240位的非洲国家正部级官员。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为嘉宾， 2 7 个国际和非洲地区组织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中外参会人员总共超过3200人。此外，2015年12 月2 5 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亚投行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总部设在北京，截至2018年5 月2 日， 亚投行拥有86个正式成员国。再加上“一带一路”建设的蓬勃发展，更加印证了我国正一步步走向经济舞台中央。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2018年4 月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一带一路”国家出访37次，有52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元首访问中国总计达107次。我国与56.34% 的“一带一路”国家保持战略伙伴及以上的关系，2013年至2017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达69756.23亿美元，与相关国家贸易增速高于中国对外整体增速，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加速回暖的重要力量。今天，我国很多方面在很多时候已开始引领世界发展，这也是在承担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2018年第21期、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