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财新夏季峰会于7月9-10日举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发表演讲。
蔡昉首先指出,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它显示出的特征一是农业强,这是产业兴旺的要求;二是农村美,包括基本农业服务、面貌建设;三是农民富,这是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他表示,乡村振兴基本路径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目前还没有根本消除,今后十几年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窗口期。
蔡昉提到,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不能有成规模的返贫,现在应该做的是借鉴国际标准,扶持、帮扶低收入群体。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蔡昉主张用一个积极的策略,他称之为“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不仅要保住不会发生规模性返贫,还要着眼于农村的低收入组,促使他们的收入持续增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达到尽可能高的目标。
蔡昉介绍,2021年从高到低各个农村收入组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1.8%,10.9%、12.5%、11.5%,这都是两位数,但是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3.7%,3.7%的数据它是增长的,确保了不会发生规模性返贫。但进一步,蔡昉指出,要“取乎其上”,想把这部分人尽快推进到中等收入群体之中,至少要让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其他收入组,甚至应该更高。蔡昉还提到,由于疫情冲击,很多人可能无法外出打工,因此这部分群体仍然相当脆弱,应该用更加积极的策略来推动他们的收入增长,才能达到尽可能好的目标。
当前乡村振兴如何借鉴国际标准,蔡昉介绍,预计世界银行今年11月份会采用新的标准,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提到每天2.15美元,这对我国脱贫攻坚之后的新形势,具有参考价值。除此之外,经合组织OECD国家普遍采用一个相对贫困标准,居民中位收入的一半作为相对贫困线。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农村中位收入的一半是8000多元,而最低收入组整体上还在这个区间。蔡昉指出,OECD的标准是借用中位收入的参照,意味着和我国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一致,因此,借鉴这样一些标准,有利于我国在稳定收入和达到中等收入的战略中达到同等的效果。
蔡昉表示,发展乡村振兴一个重要的抓手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他提出疑问:目前为什么农业收益始终那么低?必须让农业有合理的收益,成为自立的产业。蔡昉指出,多年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很多,劳动力也大规模转移,但农业的相对国民收入水平一直保持低位,意味着较多的人生产了较小份额的增加值,这注定了农业很难得到跟其他行业媲比的收入。
蔡昉指出,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比重太高,过高的劳动力比重决定了比较收入低,因此根本出路还是转移劳动力。一要推进城镇化,二要让进城农民工继续进城,进城以后变成市民。
蔡昉还提到,我国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平均在城镇化率上有5.5个百分点的差距,而在农业就业比重上,我国比它们高了18.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因此,如果能够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加快劳动力转移,显然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支撑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扩大他们的消费。“有一个OECD中国团队做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进了城,他们的消费就可以提高30%。再进一步,他们进城以后,如果再得到城市的户口,他们的消费再可以提高30%。”
除了劳动力比重太高,制约农业收益的另一因素是土地。因为劳动力没有转出去,所以土地的流转性不够强,进而土地经营规模偏低,劳动生产率也就比较低。
蔡昉介绍,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看,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农业增加值,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收入水平,但是还显著地低于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的水平,相当于一个中等偏上水平的77%,相当于高出我国平均水平的12%。
如何缩小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蔡昉指出,中国的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并不低,特别是在平原地区,虽然都是小农户,但他们基本上是用租赁的方式雇佣机械。因此,我国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其实是就业的比例太高,金融规模太小。
蔡昉介绍,我国的户均平均土地规模是世界上最小的,而且40多年来变化并不显著,世界银行曾经把土地规模1—2公顷的农户定义为“小土地所有者”,我国实际的水平只相当于这个“小土地所有者”的1/3。根据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80%的农业劳动力耕种规模都是在10亩以下,这种狭小的土地规模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使得我国的农业不能发挥规模经济。
谈及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蔡昉坦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存在,而且城乡收入差距对整体的收入差距做出了接近一半的贡献,也就意味着要想把基尼系数缩小到0.4%以上,必须得靠再分配,也要靠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他指出,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上城乡之间有差别,进城以后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也有差别,因此,我们破除二元结构迫在眉睫。
最后,蔡昉总结了四点,他认为要以公共品供给的方式实施乡村振兴,而不是大家各显神通。要通过市场机制,也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但是公共政策最重要,它能够给我们提供需要的抓手。
一、产业振兴的根本制约不是资源不够而是回报不够,而回报不够,就是因为它的生产率低,它的相对收益低,相应就必须扩大耕地规模。
二、相关政策调整具有实实在在和报酬递增的改革红利,这是我们能够继续推进改革的动力。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些机会,在那些改革红利最多的、最明显的领域加快改革力度。
三、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它更根本的做法背后有户籍制度的改革、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等一系列的做法。
四、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基础,没有它的提高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完整。
(来源:新浪财经2022财新夏季峰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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