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攻坚之年，同时又是研究和制定“十三五”规划的起步之年，站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时间节点上，探讨诸如怎样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如何在新常态背景下谋划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等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16日在京主办了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之路为主题的“2014中国经济发展年会”。在会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等专家就以上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十三五”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降到6.2%

    蔡昉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有十几个季度连续低于过去35年平均水平，虽然这不是新常态，但至少是一个常态的变化。他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平均潜在增长率逐年下降，但是可以通过改革创造新的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经济学家们对于未来10年乃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是什么样纷纷进行预测。有的经济学家比较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也有经济学家非常悲观，按照他们的预测，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回到了3%左右的增长速度。

    蔡昉用事实指出了这些观点和方法存在的漏洞，他提出可以按照潜在增长率法测算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也就是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潜在能力实现什么样的增长。潜在增长能力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包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程度、资本积累的程度、土地供应的程度、环境能够容忍程度，以及生产率的提高潜力。”

    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影响经济发展的第一大要素是人口结构问题，也就是人口红利。在2010年之前，中国人口的变化呈现的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快于其他群体，“过去人们认为这是就业压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保证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充分的供给为实现更高的储蓄率，投入更多的资本创造了条件，因此潜在增长率是很快的。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995年到2010年这15年间是10.3%，和实际增长速度差不多。”

    但是，201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最高点，在这个峰值之后的2011年、2012年、2013年以及从今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是绝对的减少，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企业最切身的体会就是招工难、民工荒。“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供给不那么充分了。这个时候企业虽然可以用机器人去替代劳动力，但是成本非常高，没有足够能力的企业就会遇到报酬低减现象。同时，生产率的进步也就减慢了，我们测算‘十二五’时期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6%，2012年、2013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印证了这个测算是基本准确的。”

    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是不是可以稳定在7.6%呢？蔡昉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我们预测，到‘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降到6.2%，这个预测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一特殊的国情。”蔡昉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是供给方因素造成的。“我们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很自然的减弱了，如果仍然以为是需求方的问题，继续采取刺激需求的老办法是没有意义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经济增长能力下降，他们一直以为是需求方的因素，因此，努力地从需求方去刺激，结果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那日本过去20年是失去的20年。安倍政府如果继续采取这种办法，日本会失去第三个十年。”

    蔡昉指出，虽然潜在增长率是不能被超越的，不应该用刺激需求的方法去超越目前的潜在增长率，但是也不是无能为力，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增加劳动力供给，增加资本积累，“这个办法现在已经有了，那就是通过改革来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也就是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蔡昉举例说明，改革是如何实实在在带来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根据统计，今天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3%，这里面包括了农民工。但是，要知道，这些农民工是没有户籍的，真正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的比重只占全国人口的36%。36%到53%之间这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是那些进了城打工居住下来但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

    有人认为，农民工既然已经在城里工作了，改革户籍制度和不改有什么差别吗？蔡昉认为，差别还是存在的。“因为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就不会预期长期在城市待下去，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养老、没有子女义务教育的充分保障，就不能预期长期在城市稳定的工作，因此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是不充分的。有的学者做了测算，大概农民工在城市平均滞留的年限只有9年，那从十几岁的农民工开始到60岁退休这是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城镇只有9年，就是因为户籍制度问题制约了劳动力的供给，使得我们劳动力短缺。”

    蔡昉强调，户籍制度改革应围绕着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展开，这样可以直接带来改革效应，叫作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第一，让农民工在城市更稳定得到了社会的保障，可以保证一个更充分的劳动力供给，直接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第二，继续保持农民工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城镇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转型，这是生产率提高的源泉。第三，是和需求方有关系，因为农民工就业更充分了，社会保障更充分了，收入分配就会得到改善，而他们的消费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来源，因此可以提高需求因素中的消费因素，使宏观经济更加稳定。“因此，面对新常态我们要做的一件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