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个国家、产业和企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不仅要观察劳动力成本，还要结合劳动生产率水平。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之比，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水平是衡量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依据，也可以用来判断工资等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否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呈快速上升趋势，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产生较为明显的冲击，也造成经济增长动力的减弱，应通过改革积极应对。

　　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的趋势，可以大致从以下几个阶段观察新世纪以来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2004年以前，一方面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减员增效的改革措施，开始发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尚未跨越“刘易斯转折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抑制了工资上涨，单位劳动力成本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005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由于劳动力短缺推动了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最初几年中，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相对平稳。2011年以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劳动力成本呈加速上涨趋势。

　　仅仅从数量关系上看，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然而，劳动生产率之所以与劳动力成本脱节，与当前劳动力供求关系主导的特征有关。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劳动力供给趋紧，造成工资上涨没有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的局面。

　　因此，工资上涨是否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需要根据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来做出判断。如果劳动力成本有节奏上升，企业可以根据劳动力成本变化逐步对劳动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调整市场结构和技术结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过快，不能给企业调整留出时间和空间，就可能对很多企业形成负面的冲击，导致比较优势过快削弱，经济增长过快减速。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

　　基于我们的计算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将日本、德国、韩国、美国等几个重要制造业大国在最近十余年中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与我国进行比较，可以做出两个判断。

　　其一，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绝对水平看，我国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2013年，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是0.238，是德国的29.7%、韩国的36.7%和美国的38.7%。可以预期，只要能够正确处理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关系，在一定时间内中国制造业仍将保持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并为中国经济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提供重要的动力。

　　其二，就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及轨迹而言，中国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在过去十余年里，中国因工资上涨较快，单位劳动力成本基本呈单边上扬的趋势，而其他几个国家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交替提高、单位劳动力成本时增时降的趋势，总体上保持相对稳定。近几年，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出现加速上涨的势头，2010年至2013年增长了37%。这种势头如果不能妥善应对，将会对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

　　应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举措

　　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在最近几年的迅速上涨，主要是人口结构变化推动工资水平上扬的结果。应对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应该在坚持市场机制在工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从分子和分母两侧施策，既延缓工资上涨的速度，又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

　　首先，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在劳动力总量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是短期内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最有效手段。这方面仍有挖掘潜力。目前，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有效劳动供给900余万人，足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延缓工资上涨的势头。目前农民工由于未能在城镇落户，40岁以后的劳动参与率大幅度降低，扩大了劳动力短缺现象。通过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形成倒排时间表和倒逼机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可以显著提高他们在城镇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并通过使他们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达到缓解劳动力短缺、抑制工资过快上涨的效果。

　　为企业减负也有助于缓解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社会保障缴费是劳动力成本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小企业深感负担之重。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险体制和提高精算水平，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在维持对劳动者的保护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此外，通过深化能源供应、企业行政管理、税费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减轻企业劳动力成本以外的负担，也有利于减缓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为企业实现转型和结构调整赢得时间。

　　其次，通过深化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从长期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是保持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维持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终极源泉。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积极地使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以技能工人替代非技能工人，都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源泉。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技能和非技能工人的替代弹性仅为0.2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1.5-2.0的水平。这意味着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尚未能够做出有效的反应和调整，也是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单边上扬的原因。因此，应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发育和深化微观机制改革，使企业对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做出更积极、有效的反应，消除行业准入障碍，促进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更便利地在地区间、行业间和企业间流动。

　　提高劳动生产率靠三个因素。首先是人力资本存量。2011-2020年期间新成长劳动力每年将以1%的速度递减，同期人力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其次是提高资本劳动比。然而，过快提高资本劳动比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既不可持续也无助于降低企业成本。日本“失去的十年”中，劳动生产率提高中有94%的贡献来自于资本劳动比，21%来自于人力资本，因而全要素生产率为负贡献（-15%）。第三是靠全要素生产率。需推进要素市场发育和深化微观机制改革，使企业对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做出更积极、有效的反应，消除行业准入障碍，促进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更便利地在地区间、行业间和企业间流动，达到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的目的。

（来源：前线网——《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