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不仅对未来五年提出规划建议，还提出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

    可以这么说，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涉及很多问题。例如，如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如何实现外来务工就业人口在城镇落户？如何促进外出打工就业的人口返乡创业后就地城镇化？

    中国2019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58%，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看起来只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却涉及多达2.28亿人口。即使未来经济增速放缓，每年也会有数百万人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并进入各类城镇就业。因此，到2035年，不仅要解决目前已在各类城镇就业的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还有未来大量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要实现这个目标，实际上牵扯到巨大的利益结构调整，面临着现实阻力。因此，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要在破除现有体制障碍和利益结构阻力的同时，稳步有序地前行。

    我个人理解，“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将是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他们在城镇就业期间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而且要继续放开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所有特大城市以及人口流入较多的城镇外来人口落户限制。争取到2035年，实现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口可以在就业所在地落户不受限制。

    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利用好城乡建设用地资源，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虽然此前已经提出了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但是离真正落地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如何能够做到减少新增用地，尽量利用闲置城乡建设用地，打通城乡建设用地流通壁垒，并防范少数城镇政府和企业利用政策滥占农村建设用地，则需要有关部门和各级城镇政府大胆探索和实践。随着城乡人口比重的变化，仍然存在两头占地的现象。在城市发展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发挥集体建设用地在市场中的作用，还大有潜力可挖。这方面改革的空间很大，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和对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如果要形成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的，中心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可能涉及到的重点改革就是如何调整城镇间的管理体制，释放中小城市的潜力和活力，疏解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其中，也直接涉及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设置的调整。中国现在有8.2亿城镇常住人口，设市城市仅有684个，城镇人口与城市数量严重不匹配。

    中国的城市概念与国际上通用的城市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的城市更准确地说是行政区，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因此，从“十四五”到2035年，如何探索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行政区划改革，以及增加设市城市数量，发挥中小城市的积极作用，形成城市群和都市圈中不同规模城市市场化配置要素和资源的合理布局，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当前，实现新型城镇化还面临着新的主题，就是如何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科技进步，推动城市的创新发展和智慧化治理。

    由于中国是后发城市化国家，还没有在城市形成固化的利益结构，推进城市智慧化治理和智慧化产品的广泛应用，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和大数据资源，而且重点是在城市。因此，实现城市治理的创新，实现高科技的应用，实现数据化的广泛推广，对于城市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也是新型城镇化不可回避的主题。

    随着“十四五”的新基建项目逐步实施，随着中国新技术市场在城市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到2035年，中国城市的智慧化也将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而持续扩大的城市数量和城镇人口规模，也会通过市场拉动创新需求，并推动技术变革。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蓝图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来源：北京日报 2020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