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完成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挑战多、难度大。去年以来，我们赴内蒙古、新疆、云南、重庆、河南、江西、贵州、陕西、安徽、山东、甘肃等省市区调研，综合各地反映，进入决胜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工作作风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有发生。文山会海日益加剧，口号标语、展示牌泛滥，“造亮点”“堆盆景”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虚多实少；“留痕主义”盛行，新华社报道，一个地方一次卫生检查，要有九个方面留痕，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填表报数做台账成了扶贫干部的“中心工作”，“纸上扶贫”已成为基层干部的沉重负担；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省市“导向性偏差”，造成了县乡村较大范围的“应对性误区”，滋生了“迎检文化”，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有的考核指标制定，既缺乏文件依据，又脱离基层实际。比如，考核要求帮扶干部每月入户帮扶不少于一次，家庭医生每月入户走访一次，重量不重质，一线扶贫干部只好处处留痕，追求政绩可视化，影响了扶贫工作质量。一些地方在考核中还要求被考核方提供相关新闻报道、照片，并必须有扶贫的字样方可认定为“实际扶贫”。基层反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导致一些事情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看、七个人在指点”。“五加二、白加黑，梦加醒、夜总会”成了基层扶贫干部的工作常态。

    二是从工作方法看，抬高标准屡见不鲜。为了追求群众百分之百的满意度，安抚性的措施比较多，存在围着满意度做文章的现象，目标标准层层加码。调研了解到，一些市县多要求产业扶贫项目覆盖全部贫困户，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贫困村因病因残致贫率超过60%，不少贫困人口丧失劳动能力，产业扶贫无法做到全覆盖。为了“创造条件”落实，基层扶贫干部只能为没有产业发展能力的贫困户谋划“代种、代养”等产业项目，产业扶贫变成了简单发钱。还比如有的省里出台健康脱贫政策，一些市县自行抬高标准，标准明显高于省里，产生了较大隐患。标准提高后，贫困群众胃口被吊高，很难再降下来，也引起“边缘户”的攀比；同时增加了财政负担，容易形成政府债务。对贫困户过高的帮扶资助，竟使个别地方出现“嫁人就嫁贫困户”的择偶观。

    三是从动力机制看，扶志扶智尚未成势。简单地给钱送物，忽视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贫困户动力不足、自主性不强。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帮扶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很大一部分人对生活缺乏目标，消极等待思想严重，加上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缺少技能和技术。精神贫困和素质贫困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产生了诸多“懒汉”。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现象；还有个别贫困户认为国家支持、干部帮扶是理所当然，缺乏自力更生精神。有的扶贫干部帮助打扫卫生，帮扶对象站在一旁说风凉话：要扫干净，我不满意，你就挨批。

    四是从空间分布看，深贫、特困任务艰巨。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贫地区和特困群体。“三区三州”和中西部地区169个深度贫困县是中央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贫困人口大多是脱贫能力比较差、处于极端恶劣自然条件的地区，2018年底贫困人口3万人以上的县有111个，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的县有98个；“三区三州”外的169个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很大，占全国贫困人口比例较高，同时这些地方又集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脆弱地区为一体。这些深度贫困地区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县域经济实力弱、“双基”建设水平滞后，产业发展能力不强、集体经济收入少等问题比较突出，按时脱贫任务艰巨。对于不论贫富地区，全国普遍存在的一些失能半失能特殊困难群体，各地缺乏有效的帮扶措施。特困群体的解困问题是东中西部共同面临的难题。

    进入决胜期的脱贫攻坚，找准真问题，瞄准真目标，箭箭中的，弹无虚发，才是决胜的关键所在。

    一是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官僚主义是世界观出了问题，世界观是通过“观世界”形成的，官僚主义者不调查、不研究，凭空臆断，盲人摸象。形式主义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一切为了形象，为了政绩，价值导向走偏。各级各地应按照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要求，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果促进脱贫攻坚任务的硬落实。以看精准整治“简单化”“一刀切”问题，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提升帮扶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以硬措施整治文山会海问题，大幅减少发文数量，控制文件篇幅，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以重手段整治“形象工程”问题，坚持节俭节约求实效，杜绝好大喜功现象，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为贫困群众办好事、做实事。以新管理整治“留痕主义”问题，除中央及省委明确要求的事项外，各地自行提出的留痕事项应一律取消，最大限度地减少填表报数。以多服务整治检查考核多问题，着力纠正多头检查考核和县乡村之间的层层互查，大幅度减少各级各部门检查考核次数，切实做到少检查、多服务。以树新风整治“迎检文化”问题，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坚决查处迎评迎检中的违规违纪行为，防止“迎检文化”滋生蔓延。切实把各级干部的思想观念引导到“真正的对下负责就是最好的对上负责”上来。

    二是坚持对标“两不愁三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不能降低标准、影响质量，也不要调高标准、吊高胃口”。脱贫攻坚的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应坚持现有目标标准不动摇，锁定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确保焦点不散、靶心不变，聚力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坚决反对拔高或降低目标标准，及时纠正急躁蛮干、消极拖延，坚决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特别是在健康扶贫政策上，各地应规范执行中央和省里制定的政策，不得层层加码；已经出台“加码”政策的，要稳慎有序研究提出解决办法，避免陷入“福利陷阱”，防止产生“悬崖效应”。

    三是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脱贫攻坚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更是贫困群众的“家务事”。只有让贫困群众的心热起来，手动起来，摒弃“等人送小康”的心态，形成外部多元扶贫与内部自我脱贫的互动机制，抓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才能确保脱贫攻坚路上不落下一个群众。激发内生动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各级各部门转变帮扶方式方法，从精神上激励，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弘扬自尊、自爱、自强精神；从思想上引导，真正让贫困群众愿脱贫、敢脱贫、会脱贫，树立脱贫光荣导向；从外力上带动，帮助他们学政策、学文化、学法律、学技术、学技能，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四是主攻深贫地区和特困群体。应瞄准制约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的重点难点问题，列出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对账销号。把老人、病人、残疾人等特定贫困群众作为深度贫困人群，给予重点帮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继续向深度贫困地区布局，特色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金融扶贫、生态扶贫、社会帮扶、干部人才等政策措施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各级财政应优先加大“三区三州”脱贫攻坚资金投入力度，对“三区三州”外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脱贫难度大的深度贫困地区，也要统筹资金项目，加大扶持力度，确保每一个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应在全国普遍推广山东德州、安徽亳州抓脱贫更重解困的做法，让脱贫对象真脱贫，特困群体不特困。

    五是完善防范返贫机制。脱贫攻坚进入收官阶段，已经脱贫的人口占到大多数，对已脱贫人口，应继续强化帮扶，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项目。应统筹做好贫困户与边缘户的帮扶工作，对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全面摸排、精准分析，尽快制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统筹做好贫困县贫困村与非贫困县非贫困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强化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加强返贫监测，对返贫户和新增贫困户及时落实帮扶措施，坚决避免边脱贫边返贫现象。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工作，未摘帽的贫困县，应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已摘帽的县，应把乡村振兴的各项要素资源，优先向出列村和脱贫户倾斜，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