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就不能不认识到这正是农业现代化的“双重负外部性”问题。现在，无论政府管理者还是学者都不假思索地把农业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却鲜见根据2008年中央确立的“两型农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做出政策调整。这表明我们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存在“认识误区”。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曾实行过“农业现代化”。在当时国家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背景下，为了让城市工业品顺利下乡，工业各部强烈要求中央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在农业现代化于1956年提出的当年，中国实现了以乡为单位集中数万亩土地的规模经营。当时，在高级社条件下农业的规模经营与机械化是紧密结合的。然而那次农业现代化虽然带来了农业规模经营条件下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也催生了“大跃进”、“浮夸风”等运动。1961年调整生产关系搞“三自一包”实质是恢复了以自然村为基本核算单位和一部分土地的家庭经营，而1982年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则是恢复了延续几千年的一家一户小农生产方式。

诚然，这种农业过分“去规模化”的做法确实需要适当调整，但无论形式如何，都不应再重复过去的错误。因为，世界农业经营方式本来就因资源条件不同而三分天下，分别以美、欧、亚为代表。那些以大规模农场为基础的产业化经营只在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曾经历了殖民化的国家里才能产生。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老欧洲”虽然人口已经大量移出，但基本上见不到大农场，整个欧洲其实只能算是市民化的小农场农业。而亚洲是典型的原住民大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如印度、泰国、日本、韩国等的农业历史上长期也是小农生产。正是由于亚洲人均耕地太少，原住民比例过高，小农生产方式才得以延续并稳固，长期看并不具备土地集中连片大规模使用农业机械和其他工业化设施来发展所谓农业现代化的资源条件。而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追求的所谓农业现代化，不论在何种意识形态之下，其实都是资本大规模进入农业快速获取收益、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过程。 

二、农业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来源 

过去的传统农业可能有所谓“非现代化”的问题，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它不创造负外部性。而现在的农业创造“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严重地造成了资源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江河湖海水资源的污染、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大气的污染，使农业成为面源污染最大的行业。第二重是严重的食品不安全。

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来源。现在舆论热议的农业现代化，也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现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研讨会至今很少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其实在三四十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创造“正外部性”的行业，由于和自然性状直接结合，尽管农业自身没有创造高收益，但是它却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而传统农业的第二重“正外部性”是它创造食品安全，那时候几乎没有近年来频繁出现的食品不安全事件或者说食品质量事件。

三、资本过剩是造成中国农业污染的根源 

农业由双重正外部性到双重负外部性，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实施进程恰逢全球三大资本都过剩，过剩的资本大举进入农业以寻找快速获取收益的机会，而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获取收益，它不关心是否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破坏。 

第一是金融资本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奶产业。过剩的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奶产业，不仅使奶产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同时也连带发生了政府的信用危机，百姓不再相信政府做出的任何关于奶业安全的承诺。致使发生这样严重问题的本源却是一笔不到5000万美金的热钱。热钱要求短期回报，而我国奶业建设的整个投资流程包括草场建设、养殖户培养、奶站以及加工和物流体系建设等，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于是得到热钱的投机商选择了最短平快的投资回报方式—控制终端—通过抬高收购价抢购奶站的奶源，随即扰乱整个奶业市场，挤垮了那些辛辛苦苦培育草场、帮助农户上奶牛甚至提供贷款担保的企业，然后乱象丛生的奶产业就出现了“三聚氰胺事件”，本来还是有行业规矩的奶产业就这样被拿了热钱的投机商毁了。 

第二是产业资本过剩。这比金融过剩还要早。1998年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马洪和陆百甫给中央写报告说，中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已经表现出生产过剩的问题。而在生产过剩发生的当年中国推出了农业产业化，政府直接使用“看得见的手”为已经在过剩阶段的工业资本提供了进入农业、拉长农业产业链的获利机会。 

在1998年之前，公开报道中很少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而1998年以后短短15年的时间内，中国几乎每年都发生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以“黄浦江漂猪事件”为例，黄浦江上游浙江某生猪养殖基地，700万头生猪的年产量按最低死亡率3%计算，一年死亡21万头猪，而按照8%的正常死亡率计算，一年要死亡56万头。在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填埋或者焚烧死猪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就出现了死猪产业链，而一旦政府认真查处，死猪就会被偷偷扔进江河。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今天中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农业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可部分地归因于1998—1999年发生的生产过剩，为了防止生产过剩危机爆发，这十几年各级政府是以远期过剩来掩盖当期过剩，即继续扩大投资，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增长且连续增长十几年。 

但是当过剩产业资本直接进入农业的时候，会造成什么？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全世界人口如果按人均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来计算，农业的产出量已过剩1/3，而之所以还有饥饿国家、饥饿人群，主要是因为制度不合理。 

世界上80%的大棚集中在中国，中国生产出了全球67%的蔬菜，而人口只占世界的19%，中国生产出的蔬菜有一半以上被浪费了。近几年各地发生的菜贱伤农情况，农民让不值钱的蔬菜直接烂在地里就是蔬菜生产过剩最好的明证。另外，世界上一半的生猪、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是中国生产的，尽管这些农产品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出口的，但是出口蔬菜水果却意味着把中国最为珍贵的水资源低价格地送出去。农业产业化的过剩现象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和警醒。 

第三是商业资本过剩。恶性竞争造成农村营商环境劣化；农产品的产销市场混乱，诚信制度很难建立。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在三大资本都过剩的条件下，就会规律性地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而由于资本过剩连带产生的污染问题，只能靠国家调整战略来解决了。 

早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已经强调我们要发展多功能农业，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2008年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两型农业”，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开始强调农业的转型，而笔者认为转型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大农业概念中，最早实现转型的是山区林业，尤其是南方山区林业。1999年国家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在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强调退耕还林、造林种草。从1999年到现在，整个山区的植被恢复，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山区的森林经济乃至于组织制度创新也在大量发生。所以，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相对比较亲和，大致有条件朝可持续、生态化方向发展的是山区林业。

大农业概念中的第二大方面是平原农业，不妨以北京地区为例。如果在北京郊区这种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地方继续发展设施农业如大棚种植，同时在城区到处推行高耗水的草坪等，其结果就是更进一步严重超采地下水，然后地表沙化和盐碱化，这是严重破坏资源环境的做法，且这种做法容易被利益集团和贪腐分子操控利用以获取非法利益。很可惜，在农业领域中尤其是大城市郊区，这样不顾资源环境条件约束的做法仍然很多，这是严重的不可持续的，只会使农业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再看第三大方面—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的牧业。由于它20世纪80年代起几乎照搬了农区的家庭承包制，而将本来具有气候和环境公共性的干旱草原牧区也强行进行了牧业产业化，致使草原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甚至后患无穷。大农业的这第三大方面，如果抓紧时间按照林区的发展战略做方向性调整，也许还来得及，否则污染和破坏资源环境的问题将会越来越难以缓解。 

“三农”不应该再是过去的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发展，那是过去的发展主义的单纯追求GDP的老“三农”概念，现在应在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更新“三农”问题的概念内涵。

农业过去和现在都应该是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领域，所以，我们现在要讲新“三农”：第一条应是合作农民。如果农民不合作，就没有组织化的经营主体，就不可能在分散小农户的基础上构建信用体系。第二条是稳定农村，或者说可持续农村。农村不稳，天下大乱。第三条是安全农业。要努力把农业调整到创造正外部性的方向上，才能使农业与资源环境安全相结合。 

实践方面，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市民下乡、农业进城”，而这一点是日韩包括中国台湾乃至欧洲国家在内的很普遍的社会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据社科院公布的数字是3.4亿。一旦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就会导致“逆城市化”或者叫“去城市化”。这个趋势会给“三农”发展带来大量的经济机会。比如，中小企业主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能够借助城镇化战略流向农村。过去的政策主流是促进“农转非”，让城市放开户口，把农民转变为工人阶级或城市平民。而我们的建议是让农村放开户口，允许市民下乡、推进“非转农”。这样，政府以优惠政策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特别是资本、技术和管理要素的流动，将会给农村带来很多新的发展机会。

“去城市化”的趋势适应了中产阶级崛起，对于本土化的中小企业来说，山区、林业、牧区、草原乃至于一般稍具资源环境条件的地方，都有很大的投资机会。笔者之所以认为在整个生态化的“三农”改造中有着中产阶级的巨大投资机会也是有实践作为依据的。以1999年以来的林区生态化改制为例，国债投资和林区改制为本土投资人提供了低成本的“搭便车”机会，带动了几千亿资本流向山区和林区。一般情况下，北方林区每年林木的增值率至少在6%，比投资一般制造业利润率大的多；南方林区林木的增值率至少在8%以上，而如果在南方投资生长期比较短的林木，则要比投资股票、房地产和黄金都划算得多。总之，生态化的“三农”发展领域中类似于这样投资收益较高又安全，且有很好的正外部性的机会，还有很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