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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士农工商一肩挑 当个农民不容易
发布时间: 2020-08-28 11:11:35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传统社会依靠成员们高度的一致性、共同的归属感来维系,是“机械团结”的社会; 现代社会成员间的差异日益增加, 通过分工合作相互连接在一起,构成了“有机团结”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大部分职业和专业都在细化,专业性在进一步收窄。2018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把我国职业分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 1838个细类(即职业)。过去的“360行”被一次次刷新,传统观念里一些所谓“旁门左道”的职业正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宠儿。美容师、美甲师、描眉师、陪跑员和育婴师等新兴职业层出不穷,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推崇和社会的肯定。由于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不到位,唯独农民这个职业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扩张,农民这个概念已经摆脱了传统范畴,他们早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只会耕种的传统农民。

    从社会角色分工看,现代中国农民需要“士农工商”一肩挑。“士农工商”语出《国语·齐语》管子之论。依据管子的观点,社会应依据“士”“农”“工”“商”等四个职业分层形成专业分工,四民各治其业,各得其所。现代中国农民已经突破这四个职业分层的界限,在掌握各种农业知识的同时,还要担当其他三个职业的角色。

    一要担当“士”的角色。和政府官员一样,现代农民必须熟悉、理解和掌握各级各类涉农方针政策,才能获得最大的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中央都出台一个关于“三农”的文件,仅一号文件就出台了20多个。各涉农部门,各省市县每年也都出台相应的文件, 这些不同时间、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断更新的涉农制度,构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支农、惠农政策体系:从家庭承包经营到发展乡镇企业,从免除农业税,到实行种粮直补;从实施义务教育,到师范生免费;从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到构建农村低保;从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到宅基地的三权分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等等,年年有变化, 随时亮新招。在这种环境下,农民必须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和村干部等渠道熟悉和理解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变化,以便做出经营决策,更好地安排来年的生产和生活。

    二要担当“工”的角色。所谓“工”指的是农产品加工和非农务工。今天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彻底告别过去那种“披头散发” (不加整理),“赤身裸体”(没有包装),“没名没姓”(没有牌子),“来历不明”(不知产地)的粗放时代,农产品要想适应市场, 卖得出,并且还能卖个好价钱,生产者必须掌握一定的加工业知识。不然,生产的产品产量再高,质量再优,效益都难提高。在地多人少的现代化国家,农民必须专业化、职业化,专门种植或养殖某种植物或动物,形成地域性的专业化分工。而中国每户“一亩三分地”的格局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 绝大多数农民必须兼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同时,利用农闲时间外出打工,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非农技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到2019年的十年间,城乡居民收入由3.31:1缩小到2.64:1,主要是进城务工收入快速增长,这才是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实现生活富裕的最佳途径。眼下年轻人中流行一个词叫“斜杠青年”,斜杠越多, 说明掌握的技能越多。如果要套用这个概念来描绘今天的农民,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多恐怕要有十几甚至二十几个斜杠:快递员、泥瓦工、保安员、摩的哥、出租车驾驶员、电器维修、装卸货物、家政服务、室内装修、蜘蛛人、保洁员等等。那些最苦最累最脏最险报酬最低的数以百计的工种,全让农民工给包了。

    三要担当“商”的角色。所谓“商”指的是经营和销售农产品。即使是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头脑敏锐的农民就已身兼农夫与商人的双重身份,利用剩余劳动时间从事副业,农忙时节是农夫,农闲时则化身行脚小贩,走街串巷售卖自己的商品。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记载,当时的汴京和临安到处都是这种行脚小贩。中国农民做生意大抵从原始部落的以物易物就开始了,直到社会分工分业后,才把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叫“商人”、交易的物叫“商品”、专职的业叫“商业”。中国农民从商的基因源远流长。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的农民不会经商。苏联解体,把地分给农民,很多人不要,因为他们不懂经营。中国的家庭承包经营一经推行,农民立马接受。不过,时下的中国农民需要的是与时俱进、革新传统的商贸之道。一直以来,农产品的销售及流通主要还是依靠经销商和农产品批发市场。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逐渐兴起了以淘宝和京东等为代表的大型电商平台,创新了B2C、C2C模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现代农民需要掌握一定的互联网知识,以及基础性数字技术知识,开展网络销售业务,利用线上线下双向通道,把市场拓展到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农产品的现代营销对农业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掌握现代营销知识和技巧,农民所获得的收益就十分有限。同时,一个现代农民还要想方设法参与到产业链的后续分工中。传统农民由于信息闭塞和生产技术落后,存在产业链分割、生产成本高、农产品附加值低、销售渠道单一、流通环节冗长、利益分配不科学、不合理等问题。经济学家算过一笔账,农产品初始生产环节的利润只占整个农业产业链价值的10%左右,剩下90%的利润来自加工、储存、包装、设计、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因此,一个现代农民应尽可能多地挤进产业链的后续分工中,在各环节增大利益分配的话语权。

    从生产经营层面看,现代农民需要遵循三大规律。首先是遵循自然规律。就宏观视角而言,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这是最基本的农事规律。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当下,物种大交流变得十分简便易行,农民需要根据当地的水土光热等资源禀赋找到适合种养的品种,但不是所有物种都可以随意挪移搬迁的。瞄准新奇特,引种一物,先要弄清此物有没有“随遇而安”的品性,不然将血本无归。就微观视角而言,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农作物不像工业品生产那样可以搬移、可以倒序、可以间断、可以化整为零分别出成果。农作物种在哪里不能移动,从育种到田管到收获,各环节依次展开,不能倒过来,是一个生命体,需要不间断地提供养分,所有的努力只能体现在最终一次性的产品收获上。复杂多变的自然规律要认识、要把握就十分不易,要遵循更是难上加难。其次是遵循市场规律。即要讲究成本核算,种植也好,养殖也罢,不能盈利就不能发展,而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弱质产业,来自风霜雨雪的自然灾害影响比其他任何产业都多都大,“靠天吃饭”的局面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难以摆脱。再加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长期以来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拉大。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不足十倍,而工业品价格上涨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正常年景下,农民靠经营自家土地忙活一年的收入还抵不上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一遇旱涝病虫等自然灾害,收入可能为负。要想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市场条件下从事农业赚到钱,谈何容易。再者是遵循社会需求规律。农产品是准公共产品,一日三餐, 人人需要。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是一个铁律。因此,农民不论赚不赚钱,哪怕赔本都得生产。从事农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良心活”。历朝历代,农民给子孙的家训传递都少不了一条:哪怕没饭吃,也要交“皇粮国税”!农民知道以农养政、以农养国、以农养城的道理,交“皇粮”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神圣的职责。今天我们虽然结束了流行2600年的交“皇粮”国税历史,但农产品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没有变,善良淳朴的绝大多数农民遵循这一社会需求规律的责任感没有变,也不会变。

    从知识获取的路径和方式看, 现代农民需要“三本大书”同时读。农业文明时代,人们主要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获取知识,即读“天地之书”;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学习知识主要通过书籍文字的传播,即读“文字之书”;今天进入信息化时代,知识的传播渠道主要是图文并茂、方便快捷的“视屏之书”。在社会职业不断细化的当今时代,除了搞气象研究的,其他不论哪种工作只需要读好“文字之书” 和“视频之书”即可,唯独农民这个职业既要阅读“文字之书”,把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现代人新近创造的知识掌握好, 又要浏览“视屏之书”,跟上飞速发展的时代,更要遍读、深读、精读“天地之书”,观察、体悟、认识、把握自然规律,这是当好农民的必修课、基本功,是从事农业这个职业的看家本领。要练就这身本领谈何容易,从空间上看,它需要不怕吃苦,不畏艰难,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只有置身其中密切接触,才能发现自然的变化,并从变化中找出规律。从时间上看,它需要长期的积累。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没有一天天、一年年的献身、浸润,很难道出个子丑寅卯来。因此,要读懂“天地之书”, 必须从“童子功”开练,自幼耳濡目染,日积月累。近年来乡村撤点并校,乡村孩子大都进入城镇读书, “逆乡土化”的环境,使得他们难以亲近自然。读“天地之书”的机会、条件一旦失去,由此带来的认知残缺、情感残缺、价值残缺,终生难补。让这些孩子再回到乡村当农民,隐忧可见。

    从身处的境况看,农民没有退休制度。2018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业忠呼吁建立农民退休制度。2019年全国政协委员王学坤再次提案建议推行农民退休制度,让65 岁以上农民能“洗脚上田,老有所养”,充分享受小康社会带来的成果。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养老机构稀少的现实,使得一些老人日常照料、情感慰藉等缺失凸显。虽然农村老人也发养老金,但数额过低,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人担心“老无所依”, 仍然外出打工。农民也不存在“童工”问题,几岁的孩子也需要在农忙季节帮助妈妈到田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当下,“城乡两栖、居业分离”已成为大多数农村青年的生活方式。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公共秩序、交往方式、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城乡迥异,“一脚城里一脚乡”的农民必须掌握两套规则,既要当好农民又要当好市民。

    任何职业都可能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而发生变化或消亡,只有农民这个职业是永恒的,只要人类需要吃饭,就得有人种地。农民,不是拿着手机的“山顶洞人”,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解释农民, 重新看待农民,重新培育农民。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0年第13-14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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