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经历过哪些阶段，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当前有什么样的任务？一般来说，农业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决食品供给问题的发展阶段，其实说穿了就是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解决生产方式现代化问题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看上去是在不同的时期，从时间上是继起的，但从任务上、在空间上又是同时并存的，也就是说即使到了今天解决生产方式现代化的阶段，我们的吃饭问题、农民收入问题仍然是重要的任务。

    第一个阶段：内卷化农业
    第一个阶段是解决吃饭的问题。很多研究农业经济的同志会想这一阶段是不是传统农业阶段，我想不完全是传统农业阶段，应该是传统农业即将结束之前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对于这个阶段，如果大家关注经济史学家的一些讨论，比如说黄宗智这些人的讨论，可以把它叫做“农业内卷化”的过渡阶段，或者叫“农业过密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在于除了农业之外没有非农的就业机会，如果农业人口转移不出去，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就会越来越多，但是农业人口又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就不断地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中，从而导致劳动力过密性的投入。因此，像黄宗智这样的一些经济史学家称之为“农业的内卷化”。
    内卷化农业只是他们的一种说法，其他的学者还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就是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在历史上走在前列，但是到了十五世纪之后，特别是十七、十八世纪甚至十九世纪之后，中国一下就落后了，没有成为工业革命的故乡。这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国外的经济史学家提出来的，这个人叫伊懋可（Mark Elvin），他很有名的一个理论假说叫做“高水平均衡陷阱”。“高水平均衡陷阱”用在农业上的表现就是，土地是有限的，新技术没有引进，劳动力又不断过密的向里投入，农民仍然可以把过度的劳动力跟有限的土地资源良好结合，取得尽可能高的产量。但是劳动力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也就是说投入一个新的劳动力，不会带来更高的报酬，但可以做到总产量尽量的增大，这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不是为了解决收入问题、利润问题。这是经济史学家的一种说法。
    经济学家其实围绕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讨论，大家可能还记得，1978年诺贝尔奖同时发给了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林毅夫的导师），再一个是发给了阿瑟·刘易斯，两个人的观点其实是截然对立的。按照舒尔茨的观点，小农是非常理性的，尽管他的资本不足、土地有限、劳动力很多，但是他把这些传统的已经既定的生产要素配置得天衣无缝，是非常理性的，传统农业之所以收入低、不发达，是因为缺乏新的农业要素的投入，而这种新的要素投入是外在的，和小农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他这个观点看上去和刘易斯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土地是有限的，资本也是有限的，人口是不断增长的，也就是说到传统农业的后半段人口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是不断增长的，所以劳动力全都投入土地上，边际报酬一定是下降的，在理论上最终就会下降到刘易斯所说的边际效益为零甚至是负数，尽管不一定是负数和零，但是会降到非常低，而且倾向于不断地下降下去。所以，我认为他们两者的观点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这就构成了传统农业后期很重要的发展阶段。
   大家都在讨论二元经济，二元经济的特点就是农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非农产业积累了，有机会创造岗位，将劳动力不断的吸纳进去，直到吸纳完了就变成了比较发达的经济。由于大家都认为这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后来才有的特点，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因此二元经济理论就不占主流了，就不能成为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解释。我现在想颠覆这个认识，即无论是后来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其实在传统农业的后期都经历了一个人口增长、劳动力增长的过程，最初没有出路全都投入到农业中，使农业内卷化或者过密化，进而使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降到很低，积累了这样一种结构后，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才会有二元经济模式。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和史料上证明了这一点，就可以把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从它有限的用途中推广到可以解释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过程。
    对中国来说，这个过程大体上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公社时代我也去插过队，尽管那时候投入了很多农业机械，但我记得所有的农业机械都堆在大队的院子里头，根本不会去使用，因为农民说，我一年就靠秋收这段时间多挣点工分呢，让机器替代我，不干。当时我还没学过经济学，但是我也跟他们说，你多挣别人也多挣，最后你能够拿到多少是用公分总值去除产量，其实没有差别。显然，虽然那时候农业有投入，但是没有用，这个过程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初。
 

    第二阶段：二元经济发展
    农业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主要解决收入问题。现在的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已经过半，其实解决农民收入的过程就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就是剩余劳动力不断地随着经济增长转移到非农产业，使农民得到了工资性的收入，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表现。撇开这一点看，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地转移，在土地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意味着更少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土地要素，因此就撇开工资收入不算，他们也在不断地增加收入。因此这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也就是农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农业发展的典型特点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下降，按照刘易斯的说法是下降到零或者负数。在第二个阶段，土地资源是固定的，比如说过去一亩地可能要十个人去伺候，现在这十个人不断往外走，这就意味着说更少的劳动力对应着比较多的土地，因此这个时期是一个土地投入过密的时期，理论上说土地的生产率有所下降，或者说土地的边际报酬有所下降，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土地的边际报酬相对而言是下降的。但是单产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还是在增长，原因在于有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必然使得单产（产量）不断的提高，所以没有出现明显的土地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劳动力的转出，土地使用是更加粗放了。从这点上说，舒尔茨批评刘易斯的观点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在农业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到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之比是下降的，就是说土地生产率不一定下降，但是相比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慢一些，二者之比是下降的趋势。这个阶段有几个特色，除了科技进步之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补贴农业及反哺农业。同时，理论界仍然有一个颠扑不破的信念认为，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这个弱质产业天生就需要政府的扶持和保护，现在很多同志还在论证这一点。
 

    第三阶段：转折区间之后
    进入农业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以一个重要的转折为契机，叫刘易斯转折。刘易斯转折第一次出现是在2004年，当时珠三角地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民工荒，民工荒在那之后并没有就此消失，扩展到了珠三角、长三角再到所有省份，包括劳务输出省份，劳动力一直在短缺，农民工工资在迅速的上涨。因此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第一次中国经济的转折，即对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优势逐渐消失，最终导致今天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下滑。按照我对未来的预测，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从过去的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平均的7.6%，到“十三五”，潜在增长率还会继续的下降，只有6.2%。
    对农业来说，刘易斯转折点也被叫做食品短缺点，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劳动力随着就业岗位的增加，不断转移出去不会影响到农业产量，因为过去是剩余的，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还能够吸引劳动力，但如果不涨工资，农民就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没有技术进步的话产出就会下降。因此，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资本替代劳动，大规模的资本在有限土地上投入的结果就是资本报酬递减，这成为第三个阶段的显著特征。
    资本报酬递减为什么会递减呢？有没有克服的办法呢？我们可以看到，土地资源经营规模其实成为了资本报酬递减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土地规模太小。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巨大的差距，其中很重要一点表现在劳动力的素质上面，我们从事农业的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小孩、老人），他们和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要求差之甚远；再一个就是我国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投入，主要是为了节约劳动。这些年我国大型拖拉机和大型农具的增长速度非常快。据说每年最早从湖北的丹江口开始，先成熟了就开始收割，大型机械队伍从南往北一直到黑龙江，这是很壮观的景象。但我们这种机械化、机械服务、机器替代人主要还是为了节约劳动，是劳动生产率取向的机械化，没有变成科学技术进步、农业技术进步的所要求的机械化，也就是说因为人不够，所以用机械来干。但是真正的机械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把技术含量体现在机械化之中，比如说大家说到的种植土豆，深翻可以种两层土豆，如果不能做到深翻就只能种一层土豆。美国的农业机械可以收割小胡萝卜，机械把它从地里收起来到把它弄干净，然后就直接扬到另一辆卡车上去，小胡萝卜有的长得高一些，有的长得低一些，如果没有技术就被机械一刀切了，可能有的一半就被切掉了，现在美国拖拉机用GPS技术可以解决土地的高低问题，能非常准确的把小胡萝卜收割下来。我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报酬为什么要递减呢？就是因为农业投入没有体现技术的进步，包括生物技术的进步。其中一个制约因素就是经营规模，有了经营规模，农民才会在各种各样的技术中进行最优选择，进行有效判断，才能够既有效的节约劳动，又体现生物技术现代化。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直接查到上海的崇明岛土地集中经营的部分和仍然在分散经营的部分，土地的集约情况、土地的应用机械的情况，大家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是有非常大差别的。
    妨碍土地规模经营的原因有哪些呢？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当前的户籍制度，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虽然劳动力大量的外出打工，但是他们的转移是不彻底的，使得他们不能放弃土地。我们可以看看外出农民工的结构，我国一共有2.8亿的外出农民工，其中1亿多一点就在本乡镇，这是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没有出乡镇，因此他们不会放弃土地，土地还会成为他们的兼业；还有一部分1.3亿农民作为家庭成员外出，也就是说农民外出了，他的父母或者妻子还在家里，不会放弃土地，真正举家外迁的其实不到4000万，这部分人中相当多一部分因为没有得到城市户口、没有社会保障，所以有后顾之忧，也倾向于把土地留在那里，或者荒置在那里或者给亲戚种。总之，现有的制度阻碍了农民彻底转出土地，从而阻碍了土地规模的扩大。
    同时，劳动力还面临着一个危险，现在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很受欢迎，工资不断地上涨，但是他们未来怎么样，因为工资上涨、机会增多，他们就不受教育了，很多农村家庭的孩子不想上大学不想上高中，甚至从初中就辍学。他们未来状况会怎样呢？经济学中总结出一个规律，说存在着一个“《时代》周刊封面诅咒”，他们发现有相当大的比例曾经被《时代》周刊选作封面的人物或者事物的后来表现都不好，恰好前些年我们中国工人，也就是中国的农民工被《时代》杂志选成封面人物，他们的命运如何呢？能不能逃过这个诅咒呢？其实这取决于能不能真正把他们转变为城市居民，然后让他们本人和后代或者兄弟姐妹愿意接受更好的教育，以迎接未来非农产业对新技能的更高的需要，以及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对农民素质的新要求，这也是我国必须做到的，在这个新的第三个农业发展阶段要做到的。
    综上所述，三个农业发展阶段，第一个农业阶段是劳动生产率、劳动边际成本不断地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进入到第二个农业阶段，要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这个极端倾向就会使土地生产率降得比较低，再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构建一个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即必须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才能保证生产要素全面的有效利用。
    我国农业现在从“人口红利”进入到“改革红利”。就农业经济而言，改革是使农业增长有效率、有竞争力的关键之举。总的来说改革要达到几个目标：一是农业科技不断推进，同时科技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不断提高；二是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要得到充分流动、合理的配置，这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三是要显著的扩大经营规模。大家都说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每家每户经营几亩土地的小规模经营不可能是强势产业，如果经营规模扩大到即使不像是美国那样的规模，那怕是百亩或者几百亩适度的规模，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探讨农业是否是弱势产业可能更有说服力；四是要给农民适当的激励。舒尔茨说过，如果有合理的激励，农民可以点石成金，而这个合理的激励应该来自于改革；最后，因为未来的农业具有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为此需要农业社会化的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等等。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十届全国社科农经网络大会上的主旨演讲录音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5年2期））